人民再作老板系列（三） 【本刊曾薛霏撰述】虽然选举是体现民主的过程之一，但有选举不代表一个国家有民主；选举学者Andreas Schedler在2002年所作的研究显示，在151个发展中国家里，有83.5%举行选举，但只有45%是民主政治体系。在东南亚国家，37%政治体系是选举型威权体制（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），而马来西亚是其中一个。
公平选举的首要原则是投票自由，这从选民册开始，直到投票日和选举结果出炉。不过，英国艾塞克斯大学（Essex University）比较民主化博士候选人黄进发对《独立新闻在线》说，选举作弊的方法很多，层次也不同，但是通过剥夺公民权、填塞选票（ballot stuffing）、幽灵选民、用钱买票是最低级也最粗糙的做法；比较精密的作弊手法一般都在选举制度、选举管理和竞选期的阶段发生。  黄进发（右图）在《马来西亚50年：“选举型一党制国家”的打造》提到，巫统在终结“马来亚合邦”（Malayan Union）后，通过控制公民权限制非马来人的归化，以致在1955年的选举时马来人选民高达84%。联盟初期曾放宽公民权授予措施，让马来人选民的比重在1959年下降至56%；但面对回教党马来人权益至上路线的竞争，又担心非马来人选票流失，联盟随即在1960与1962年重新收紧公民权申请。 此外，巫统也通过改变国界和州界保住自己的政治优势，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建议马新合并时，也把汶莱、砂拉越及沙巴拉进来，把当地土著及马来半岛的马来人一同归类为“土著”，以避免非马来人比例比马来人高。 他写道：“类似的边界重划、分治也可以发生在州的层次。1969 年大选，华裔选民占多数的雪州出现朝野平分秋色的僵局，几乎让联盟丢失州政权。为了一劳永逸解除这个威胁，巫统主导的政府在1974 年大选前把华人集中的吉隆坡从雪州分割出来，成为联邦直辖区，减低雪州华人选民比重；因为联邦直辖区既没有州也没有地方选举，因此，‘华人问题’不会转嫁到其他行政区域。直接地说，巫统通过联邦直辖区这手术，革除了吉隆坡人一半（州选举）的投票权，以保障本身的州政权力基础。” 虽然如此，公民权授予与国州界重划不能长期为之，因此最后则通过选区划分不均（mal-apportionment）和不公（gerrymandering）这两种制度性作弊方式，维护自己的选举优势。 选区比例激增至20.5倍 选区划分不均即选区大小不均匀，造成选民手上一票的重量不对等。黄进发指出，经过四次选区重划作业后，我国最大选区和最小选区的选民人数比例已从1959 年的3.24倍，激增至2004 年的20.5倍。 李德制宪委员会（Reid Commission）原本在《联邦宪法》规定，每州最大选区和最小选区的选民人数，不能多于或少于其平均选区选民人数的15%，而且每州所占的国会议席比率应该接近该州选民占全国选民的比率，并尽量符合州人口的比率，以体现“一人一票”精神。 但是，联盟政府从未格守这个15%的限制，且在1962 年修宪，把差距限额改为50%，乡村选区的选民人数可以只是城市选区选民人数的一半。1973 年，联盟政府再度修宪，完全废除选区大小的限制，以致马来西亚选举委员会可任意划分选区。 从历年最大国会选区和最小国会选区差别，可看出选区划分不均的比例；例如在2004年大选时，最大选区的选民有10万4185人，最小选区有5079选民，等于说最小选区选民的选票价值比最大选区选民大20.5倍，完全没有体现“一人一票”原则。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政治系前副教授林鸿海（Lim Hong Hai）在其论文《马来西亚选举政治：在多元社会“管理”选举》提出，城乡选区的比例是巫统为了增加巫裔选票的重量。 他写道：“有利于乡区的选区划分，不只是英殖民政府的操作，也可能是巫统强制要求，为了确保马来人的政治优势和加强巫统在联盟内的优势。”  毕业于澳洲国立大学政治系的刘镇东（左图）认为，按照合理的选区划分，人口差距不应该那么大；我国的选举制度明显偏帮巫统，确保他们赢得较多席位，造就一党独大。2004年大选，国阵只获得64%的支持票，却获得91%的议席，意味着选票无法反映民意。 他说：“这样一来，将助长一党独大，巫统是依靠乡区的选票赢得执政权，但是现在其实有60%人口住在城市，很多人都是回乡村投票。由于国阵获得大于他该获得的那份，长远来看，无法反应民意，人家还会相信这个政府吗？选民会觉得自己的选票被剥夺了，而且巫统太强了，导致我们对制度没有信心。” “为了乡区选票，巫统主席阿都拉巴达威会丢许多钱去喂养乡村，但是城市的服务却没有提升。我国的城乡差距很大，城市的交通、卫生都做不好；执政党继续假装以乡村为主，也没有妥善地处理城市这一块。” 他也以美国和澳洲的选区划分为例，两国的选区人口平均都相差不远；例如在美国，从1920年代至今，都只有425个下议院选区，虽然多年来人口皆有增长，但经拉长补短后，平均人口还是差不多一样。澳洲则有150选区，选区之间的人口差别也在一千到二千人之间。 选区划分不公成果难计算 前马来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索迪拉查干（S.Sothi Rachagan）在其著作《法律与马来西亚选举过程》中如此定义选区划分不公：选区划分不公是不管选区大小，依据某个政党的利益划分选区。就算两个选区一样大小，但是若依据人口结构和投票模式稍微调整，将可利惠某个政党，特别是可操控选区划分的执政党。 他写道：“就算稍微调整选区的边界，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将某个选区变成可控制的安全区。” 黄进发的论文也写道，选区划分不公的效果，不像选区划分不均可以简单地衡量；但是，划分不公与划分不均的复合效果却可以合理地推测出来。在最理想的划分下，每个选民、每张选票的分量一样，因此，每个政党的得席率应符合其得票率，两者的比例应该近于一，就像在比例代表制（proportionate representation）下一样。一个政党的得席率与得票率比例（简称席票比例）如果高于一，就表示这个政党是选区划分的受惠者；反之，它则是受害者。 13 个不同政党的席票比例就可以得出各党得票的相对价值，譬如在1959 年，联盟得到51.77% 选票，分得71.15% 议席，其席票比例为1.37；回教党得到21.27% 选票，却只得12.50% 议席，席票比例为0.59；以1.37 除以0.59，我们就知道当年联盟的一票等于回教党的2.34 票。 以此类推，如果一个政党得到选票却连一个议席也分不到，相对于这个政党，联盟／国阵的选票价值就无限大了。在得到议席的政党当中，最吃亏的应该是1986年的回教党，当时国阵的一 张支持票等于回教党的40.41张选票。在2004年大选，一张国阵得票的实效等于2.58张民主行动党得票、8.15张回教党得票和26.08张国民公正党得票！ 除此之外，选委会决定在哪一州增加新选区，也将决定是否利惠国阵。 理科大学社会科学院教授罗国华在二月份的《激流月刊》（Aliran）撰文提到，在2003年的新选区划分中，选委会增加了26个新国会选区及63个州选区，这些新选区都划在国阵在1999年大选时获胜的州属；反之，在野党表现良好的吉兰丹、登嘉楼和吉打等州，则没有新选区。在2004年大选，除了槟州武吉牛汝莪（Bukit Gelugor）之外，所有新选区都由国阵获胜。 由此推算，选委会刚在砂拉越新增的三个国会议席，会否在这届大选利惠国阵？根据2004年大选成绩，国阵在砂拉越州囊括了28个国会议席中的27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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